“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是司法實踐中重要的公司糾紛類型。其他股東濫用股東權利，或董事與高管違反忠實、勤勉義務，都有可能造成股東利益的損害。發生此類情形，利益受損害的股東應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是這類糾紛的難點。

《公司法》第20條以及第152條都規定了股東利益受法律保護，但二者在具體構成要件上存在顯著差異。如何選擇請求權基礎，是實踐中面臨的首要難題。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涉及對股東利益與公司利益的區分，以及何為濫用股東權利。此外，實務中常見的問題還包括：如何確定管轄法院，誰是適格的原被告，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如何確定損害賠償的范圍等等。對此，本文將結合司法實踐中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的相關裁判案例，對前述問題進行梳理、分析。

一、股東利益受損與公司利益受損的區別

“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與“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屬于兩個不同的案由，這兩者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分別在何種情形下才能提起？

在實踐中，股東利益與公司利益之間的關系可能存在三種形態：①股東利益受損，公司利益不受影響。比如A股東冒充B股東的簽名將其股權對外轉讓，很明顯損害了B股東的利益，卻不會損害公司利益。②股東利益因公司利益受損而遭受損害，比如公司高管違法經營導致公司虧損，公司虧損雖體現在公司賬目中，但未來勢必影響股東分紅。此時既損害公司利益，也損害股東利益。③公司利益受損，股東利益卻未必受到影響。比如A股東利用職務便利為自己及B股東謀取屬于公司的商業機會，此時公司利益受損，但A、B股東卻因此獲益。

由此看來，股東利益與公司利益并非始終相一致。一般來說，當公司利益被損害時，股東利益也通常會遭受損害（前述情形②）。從訴訟的角度上看，由于公司具有獨立法人地位，而股東并未直接遭受權利侵害，原則上應由公司作為原告提起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之訴；僅當公司無法啟動訴訟程序時，股東才可提起股東代表訴訟（需要符合特定條件的股東）。換言之，股東因公司利益被侵害而間接受損時，股東不能徑自提起代表訴訟，須有前置程序（具體將在后續專題文章中分析）。而且，在股東提起代表訴訟情形，所得收益應歸入公司，而非原告股東。原告股東僅能根據公司法規定的條件與程序，與其他股東按持股比例間接分享公司由此獲得的利益和成果。此外，對于公司財產的分配，公司債權優先于股東權，在公司財產不足以償還全部債權時，原告股東的間接受益期待也有落空危險。

當股東利益被直接損害時，股東可直接提起訴訟（1），即本文所研究的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至于何時屬于股東利益被直接損害，具體有待個案進行認定，一般來說，如果股東的自益權、共益權（如知情權、表決權、優先認購權、分紅權、剩余財產分配權等）被限制甚至是剝奪等，則構成直接損害。

在（2019）浙民申938號一案中，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就認為，浙江益和電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系許俊杰、吳蕓和省電力公司共同出資設立。由于省電力公司作為浙江益和公司的控股股東，不管再審申請人許俊杰、吳蕓提出損失的主張是否成立，即使有省電力公司的行為違法而造成損失，省電力公司的行為直接侵害的是浙江益和公司的利益，而非許俊杰、吳蕓的利益。許俊杰、吳蕓在本案中應當按照公司法的規定提起股東代表訴訟，而非直接起訴控股股東請求其對自己承擔賠償責任。

二、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請求權基礎

當股東利益遭受直接侵害時，如何確定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請求權基礎，是訴訟中的一個難點。而確定請求權基礎的前提，在于確定請求權相對人。

（一）以公司董事、高管作為請求權相對人

在人民法院出版社編著的《民事案件案由適用要點與請求權規范指引》中，對于“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的請求權基礎規范指向的是《公司法》第152條：“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損害股東利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實踐中，有不少法院在裁判時也認為，這類糾紛僅適用公司董事、高管損害股東利益的情形。（2）

在現代公司法實行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制度的前提下，如果董事、高管不履行忠實、勤勉義務直接侵害股東利益，法律允許股東為保護自己利益而直接對董事、高管提起訴訟，這是《公司法》第152條的理論基礎。

（二）以其他股東作為請求權相對人

實踐中，除了公司董事、高管，其他股東也可能成為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的請求權相對人，此時，無法以《公司法》第152條作為這一訴訟的請求權基礎。對此，可以考慮《公司法》第20條第2款的規定：“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法釋義》對《公司法》第20條第2款進行解釋時，提到的幾種股東濫用權利情形都是直接損害公司利益間接損害股東利益，比如股東在該回避表決時不回避且強行表決、以竊取公司商業秘密為目的的查賬、控股股東不經決議程序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而根據前文的論述，在股東利益間接受損的情形，股東不得直接提起訴訟。因此，在以本條作為請求權基礎時，應限于股東利益直接受損的情形。

從請求權基礎的角度上看，該款并沒有包含完整的構成要件。從請求權的性質上看，應將其界定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股東需證明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并因此遭受損失。此外，在性質上，該條作為保護性法律，其他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的，違反這一保護性法律，也能產生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進而，該訴也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及規則，比如，適用侵權請求權的訴訟時效，即權利人可自知道或應當知道權益被侵害之日起3年內提起訴訟。

三、管轄法院的確定

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法院管轄問題，在實踐中也存在較大爭議。

（一）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轄

有觀點認為，該訴是與公司有關的糾紛，應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其依據的規范如下：《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因公司設立、確認股東資格、分配利潤、解散等糾紛提起的訴訟，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2條也規定，“因股東名冊記載、請求變更公司登記、股東知情權、公司決議、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減資、公司增資等糾紛提起的訴訟，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確定管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適用要點與請求權規范指引》也明確指出，該訴應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3）

實踐中，法院處理管轄問題也大多以此為標準。在（2019）皖民轄終26號一案中，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還進一步作出了解釋：雖《民事訴訟法》第26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2條所列舉的公司糾紛未包含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但因案涉糾紛屬于與公司有關的糾紛，受《公司法》所調整，故應以《民事訴訟法》第26條確定管轄。

（二）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實施地或結果發生地法院管轄

如前述分析，提起該訴的請求權性質為侵權請求權，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4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因此，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管轄法院可以是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以及被告住所地法院。

在（2017）蘇民轄終311號一案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支持侵權行為地法院有權管轄，并認為，駿發公司起訴認為李毅敏違反雙方合作成立的維信公司的公司章程給其造成損失，且駿發公司和維信公司的住所地均在江蘇省南京市，故南京市屬于法律規定的侵權行為地，一審法院對本案享有管轄權。

在（2018）冀民轄終99號一案中，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也支持侵權行為地法院有權管轄，并認為，本案系因為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其他股東造成損失引發的糾紛，案由應確定為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案件。本案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均在內蒙古通遼市轄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出資設立的內蒙古霍煤萬祥鋁業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亦在內蒙古通遼市轄區，同時本案訴訟標的額已經達到內蒙古所轄中級人民法院一審民商事案件管轄標準，因此內蒙古通遼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民二終字第177號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則未支持管轄異議申請人的主張，即不適用侵權案件的管轄規定，而認為應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轄，理由是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與公司有關的糾紛”應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甚至在標的公司已被注銷時，也不影響對管轄權的確定。因此，維持了（2014）新民二初字第12-1號作出的裁定。

因此，本文認為，公司所在地、被告所在地、侵權行為地以及侵權結果地均能作為確定管轄法院的依據，相互之間是并列關系，而非排斥關系。至于如何選擇，取決于如何理解這一糾紛所涉法律關系的性質，以及何處法院管轄對原告最便利。當然，也要注意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的不同認識，起訴之前有必要檢視各地的審判實踐。

四、原被告的范圍

（一）原告的范圍

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原告必須是公司股東。實務中有爭議的是，如何判斷該股東的身份。如果原告不具有股東身份，法院會據此認為主體不適格而裁定駁回。因此，提起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需先行通過其他方式確認股東資格。實踐中，有如下幾種類型的主體被認為并非適格原告。

1．隱名股東不是適格原告

隱名股東（即未進行工商登記的股東）雖有代持協議，但并非這類糾紛的適格原告。在（2018）冀民申6736號一案中，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新世紀公司工商登記資料未顯示許炯力為該公司的股東，許炯力亦沒有提交足以證明其是新世紀公司股東的證據，因此訴訟主體不適格。

在（2019）粵民申6871號一案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出，本案系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爭議焦點在于鐘斌業是否仍是漢邦公司的股東及享有股東權利的問題。二審法院認為鐘斌業從2002年8月起不具有漢邦公司的股東資格，無權行使股東權利，符合本案的實際情況和法律規定，亦無不當。

2．未辦理變更登記的股權繼承人不是適格原告

基于繼承可取得公司股權，但是，如尚未取得完整的股權（比如尚未辦理工商變更登記），則繼承人并非這類糾紛的適格原告。

在（2018）贛民再170號及（2019）贛0203民初680號案件中，法院認為雖然蓮花公司章程中沒有關于股東身份限制的規定，但原告黃海繼承的只是股權中的財產權部分，而非當然承繼該公司的股權份額，其要取得公司法上完整意義的股權，尚需完善法律規定的相關程序。到目前為止，原告黃海尚未取得該公司法律意義上的股東資格，即以蓮花公司股東身份向本院提起損害股東利益之訴，屬主體不適格。

3．基于離婚分得股權的股東配偶方（未辦理變更登記）不是適格原告

配偶方可基于離婚分得股權，但是如未辦理變更登記，仍非這類糾紛的適格原告。在（2018）京0115民初15431號一案中，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為，東趙公司工商登記的股東為李虎山、秦富增、秦振起，崔振環提交的離婚協議書中雖載明“位于北京市大興區XX北京東×××”，但崔振環并不因此就必然取得股東資格?，F李虎山及秦振起的父母對于崔振環的股東身份均提出異議，故在崔振環的股東資格存在爭議的情況下，應當先行提出確認股東資格之訴。

4．其他情形

還有其他一些情形，比如在股份公司中，所謂的股東僅持股權證卻無繳款憑證也未被記載于股東名冊中，會被認定為不具有原告資格。

在（2018）川民申5906號一案中，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根據法律規定及原華升股份公司章程相關內容，阮柏龍僅憑《股權證》主張股東權利，在公司章程沒有將其記載為發起人，亦無其它繳款憑證以及發起人股票、股東名冊相印證的情況下，原審判決對其股東身份不予認定并無不當。

（二）被告的范圍

如本文第二部分分析，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請求權基礎規范在公司法層面主要是《公司法》第152條與第20條。據此，本文認為，該訴的被告包括公司董事、高管及其他股東。根據《公司法》第216條的規定，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經理、副經理、財務負責人、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當然，從一般侵權的角度分析，第三人也可能損害股東利益，因而可能成為被告，只是，此時股東提起的應是一般民事訴訟，并非公司法訴訟了。

具體可參考如下案例，其中，在（2018）京0105民初81563號一案中，法院明確表示公司監事并非該訴的適格被告。

1．董事及高管作為被告

2．其他股東作為被告

其他股東能否作為此類訴訟的被告，實踐中存在爭議。爭議的核心在于，《公司法》第20條能否作為請求權基礎。對此，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兩種見解。

（1）否定說

否定說認為，該訴的請求權基礎規范是《公司法》第152條，因此，只有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是該訴的適格被告。進而，對一般公司而言，該訴的適格被告僅限于董事、經理、副經理、財務負責人、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股東卻被排除在外。在實踐中，也有法官明確表示股東不是適格被告。

（2）肯定說

肯定說認為，《公司法》第20條可以作為此類訴訟的請求權基礎，其他股東可以作為訴訟的適格被告。典型案例如下：

3．公司作為被告

此外，經檢索發現，還有案例認為，公司可以作為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之訴的被告。在（2019）新民申1711號一案中，股東起訴的是公司，法院也認可被告的主體資格，但認為原告對于股東利益被損害的事實未能舉證證明。

本文認為，從一般侵權的角度分析，公司確實可作為該訴的被告。然而，由于公司是法律擬制的主體，實際運營、控制公司的是公司的權力機關、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甚至是公司的股東，因此較少發生直接以公司為被告的情形。

注：

（1）參見人民法院出版社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適用要點與請求權規范指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696頁。

（2） 參見：（2017）粵民轄終429號之一、（2016）遼民終832號、（2014）贛民二終字第13號。

（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適用要點與請求權規范指引》，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