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合適的方式向媒體表達意見，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不過，并不是所有線索提供者（包括部分律師）都能及時理解媒體的關注重點。

作為曾經的法治記者，接下來的分享，我們主要探討兩件事：第一，呈現記者的工作方法和思維方式，避免雙方在不同頻道各說各話，降低溝通成本，提高媒介素養。

第二，思考以下三者如何實現最大公約數：1、維護當事人合法利益；2、尊重媒體中立、專業的判斷；3、行使公民監督權利，推動社會進步。

不同類型的媒體有不同的規律可循。作為樣本，此次討論的“媒體”，僅指機構媒體，特別是從事法治類調查報道的嚴肅媒體；同時，討論的“打交道對象”，僅適用于法治調查記者，特別是面對爆料類、案件類線索時的記者。其他類型的媒體、記者、場景未必適用。

 基  礎

提示1：別上來就問“這事很猛，你敢報嗎”

有的線索提供者以為這是激將法。我和不少老同行的普遍感受是，幾乎沒人被激到，反而會覺得對方故弄玄虛、不懂媒體，印象先減三分。

就像有的當事人老覺得律師拒絕接案是由于“不敢代理”，但哪有這么簡單？律師肯定是考慮了證據情況、法律規定、案件進展、當事人情況、個人興趣等案內案外因素。同樣的，媒體也得對線索進行一系列專業判斷，只不過維度變成了新聞性、可操作性等等（稍后詳細展開）。很多時候，不報道不等于不敢報道。

提示2：記者不是“抄作業”的

有的線索提供者覺得記者只須將自己材料整理一遍，甚至是照發。這是誤會。記者的工作也是一門專業。

其實，調查報道流程和刑辯律師辦案有相像之處：1、律師先要閱卷，還要檢索法條、案例、論文、背景等資料，而記者采訪前，也要做類似案頭工作。2、律師要會見、取證，對應地，記者要去采訪，包括找到合適的地點、合適的各方當事人，問合適的問題，核實甚至質疑各方說法（包括線索提供方），整個過程不乏斗智斗勇。3、律師可能遭遇會見難、取證難，記者有時也會被阻礙、被挑釁。4、律師的成果之一體現在開庭，記者的“開庭”就是寫稿，按照一定邏輯呈現事件重點、各方觀點。

記者還有其他的工作方法。欲對此有更直觀的印象，可參考2016年我的業務小結《基于“信息”與“角色”做調查報道》。

提示3：對記者的最佳姿態是說服，而不是指導/命令

有的線索提供者喜歡每天追著記者問：今天干了什么、見了誰、他說了啥，明天打算去哪里、想問什么、該問什么。但不少時候記者只會搪塞了之。

還是拿辦案打比方。律師不喜歡當事人指導辦案，類似的，記者也不喜歡別人指導采寫，因為，對于如何把線索落地為可刊發的報道，沒有任何人比記者更專業了。另一方面，記者有客觀中立義務，采寫被指導則無公信力可言，對記者來說，線索提供者只是當事一方，并非記者的委托人，更不是記者的編輯、領導。

不妨把記者定位為不受案外因素影響的法官，拿出說服法官的感覺，就可以了。

提示4：記者的三種常見心態

1、希望被尊重，對專業判斷、中立角色的尊重；

2、希望理清事實，并且是一條證據扎實的新聞；

3、希望一起完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公器私用”，不是利用、忽悠媒體。

提示5：99%的人都認為自己的事是天大的事

一個親身體會是，99%的線索提供者都認為自己的事很重要，90%認為“報出來必火”，50%認為自己的事能讓記者獲得中國新聞獎/普利策獎。

現狀是，可能只有30%的線索能被報道。因為，媒體對線索的判斷方式與線索提供者不一樣，而這判斷又無絕對標準：不同媒體不同，同一媒體的不同部門不同，甚至同一部門的不同記者也不同。

但，大家仍有些相對一致的認識，比如從以下四個維度考量（每個維度又對應媒體的一個定位。強調定位，是由于外界常給媒體不同于其定位的預期）：1、新聞性：媒體是傳播機構，不是信訪機構，也不是學術機構；2、公共性：媒體是中立機構，不是代言機構，也不是爭議解決機構；3、可操作性：媒體是信息搜集機構，不是司法機構，也不是偵探機構；4、規避風險性：媒體是普通機構，不是超人機構。

接下來詳細分析這四個維度。

 新 聞 性

提示6：新聞就是“新”

不是違法了就叫新聞，也不是越有社會意義就越能被報道。

簡單說，新聞就是“新”，就是“事件上有特點”、“時間上有進展”：1、要么是事情本身或某些局部元素比較少見、典型；2、要么是同類事情很多，但這件事屬同類中少見的、經典的；3、要么本身就是公共事件，它的新進展也較易被關注；等等。

雖然記者也會在線索中挖掘新聞點，但如果線索提供者一開始就提煉出來，顯然能提高溝通效率。

切記，媒體的定位之一是傳播機構。從功利角度看，媒體派出記者，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報道能有很多人看；從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看，只有典型案例才能引起各界共鳴、討論，平淡無奇的事情只會淹沒在信息洪流中，媒體社會責任正是通過披露、調查典型案例而實現。

提示7：好線索會有時代的坐標感

最好本來就是時代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你的線索正好把這議題給激活了。比如，民主法治，市場經濟，各項機制的改革，公民的生命、自由、財產等權利保護，等等。能提煉或識別出重要問題，很考驗律師的敏銳。

但，不能簡單把政策依據作為新聞點。比如不少人喜歡說自己的線索涉及民營企業家保護，那么，你是民營企業家，他也是民營企業家，大家被抓之后，也都是影響了生產、就業、當地經濟，為何媒體要只報道你呢？顯然，這不是最最關鍵的。

不妨把提示6的“新”作為x軸，提示7的“重要”作為y軸，當事情越少見、典型且話題越重要的時候，數值越大，越常是大新聞。

提示8：當事方或另一方有時須有話題性

一是標準的監督對象。包括官員特別是公檢法人員，無論是他們做錯了事，還是他們被冤枉了（如吉林法官王成忠案，云南警察杜培武案）；也包括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以及事關較多民眾的其他各類機構，等等。

二是自我保護能力較弱的群體。如：學生，如中國青年報報道的“劉大蔚網購仿真槍被判無期”案；訪民，如該報報道的“河北某教師上訪被定敲詐勒索罪”案；等等。

三是其他備受關注的群體。比如，律師執業權利保護歷來頗受關注，林小青案、呂先三案等案件因而走入公眾視野。其他還包括民營企業家、名校教授、院士等關注度較高的群體。

當然，并非有這些身份就行了，也不是只有這些身份才行。還得綜合其他維度。

提示9：結果通常相對“極端”

這不是指極端事件，而是指存在某個突出的特點。

比如，在同類事件中有著特殊地位：最大、最小、最晚、最早、最快、最慢等等。

又如，當事人面臨重大困難，常見的場景是：死亡，重傷，重刑，損失慘重（一般至少幾千萬起，財經類媒體可能認為至少得上億），妻離子散，等等。并且，這個困難現在仍未徹底解決。

提示10：能用一句話概括新聞點

這句話的邏輯不是“這件事哪里違法”，而是“這件事‘新’在哪里”。

如果無法提煉出“‘新’在哪里”，要么是沒找準角度（有時候事情全貌不是新聞，但事情的局部反而是新聞），要么是它可能真的不適合尋求媒體幫助，更適合向有關部門舉報控告。

提示11：引起某種情感共鳴更能廣泛傳播

比如，憤怒，像南方周末的《刺死辱母者》，擊中了國人的護母情結，以及正當防衛的法律命題；同情，還是南方周末的《拯救“死囚”弟弟》，寫了念建蘭等幾位為了幫助弟弟平冤而一路奔波的姐姐；還比如，荒謬的，溫情的，焦慮的；等等，總之令人拍案而起。

當然，對一家成熟的機構媒體來說，記者的表達是克制的，不會刻意渲染這些情感。這種共鳴是事件本身帶來的。

提示12：事情須有最新進展

畢竟是傳播機構，不能一上來就寫“long long ago”的事兒，得有“新聞由頭”。最好有新的階段性進展，再不濟，也得是當事人又遞交什么材料了。

 公 共 性

提示13：媒體的監督對象姓“公”

即：公權力、公共利益、公共事件。

所以，能被報道的線索，大多與行政訴訟、刑事訴訟有關，民事案件少之又少，除非是民事案件與“公”的重合之處，如：政府、國企或其他公立機構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明顯不誠信，法官采信了明顯造假的證據因而造成了一方重大損失，能折射出某個深刻議題，上市公司或明星企業相關丑聞，等等。

提示14：媒體未必全信一方的“自圓其說”

媒體不是一方代言機構，報道也不是辯護詞、代理詞。

有些觀點從律師的角度看可以自圓其說，而媒體的邏輯是中立的、第三方的。一般來說，在沒有客觀證據、明確法條、科學規律或日常經驗支撐的情況下，律師的推理、揣測、反問、稱當事人遭報復等觀點被媒體采信的可能性較低。

對各方講的故事，媒體會在心中“排除合理懷疑”，質疑要點包括：1、是否回避了不利事實；2、行為是否可以有不利解釋；3、行為是否又可以有有利解釋；4、證據與待報道事實之間有無因果關系；等等。若媒體有以上疑問，可耐心解釋。

提示15：別顧慮媒體接觸當事另一方（顧慮了也沒用）

有的人顧慮媒體接觸當事另一方或辦案單位，認為可能問出不利于己方的話甚至假話，或者擔心對方找媒體公關、施壓。

但，大部分時候，接觸另一方是媒體的必要程序，以體現報道平衡，給當事雙方平等的說話機會。除非極個別特殊情況。

其實，關于前一顧慮，成熟的媒體有時會拿著對方回應請另一方再回應，并綜合全案證據判斷；關于后一顧慮，不同媒體的應對能力不同，但大多都在刊發節奏等方面有一些技巧。

提示16：盡量別只盯著自己的案件

應該有些公共視野。建議也提供一些與自己無關但與法治、經濟有關的線索，比如某個法治人物（如：《人物》曾報道一位掛職擔任死刑復核法官的學者），某項法律制度得失（如：南方周末報道《公職律師如何更像律師》），觀察到的某個法治的細節、現象或趨勢，等等。

 可 操 作 性

提示17：可操作性起源于線索提供者的證據

選題的可操作性，某種意義上，就是媒體獲取相關證據、并證明待報道事實的難易程度。有些線索看似不錯，但對媒體來說，難有證據證實，也難有證據證偽，不具有可操作性。

這是因為，從功利角度看，若啟動選題后卻因證據不足而無法報道，媒體無疑浪費了人力、物力；從實務角度性看，雖然記者有獨特的調查方法，但媒體畢竟不是司法機關，沒強制力要求所有人必須接受采訪。因而，不少時候，線索提供者須盡到一定的舉證責任，才能說服媒體啟動一個選題（當然，舉證得在法律范圍之內，不能泄露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

提示18：面對媒體，舉證責任幾乎是“誰主張誰舉證”

有人會問，法律規定某些情形是舉證責任倒置的，怎么面對媒體反而幾乎是“誰主張誰舉證”了？

因為，媒體只是一個信息搜集機構，證據搜集到什么程度，話就只能說到什么程度。故，很多時候，舉證責任要么你承擔，要么媒體承擔，最終都證明不了，那某個點就寫不了，或者不能寫得太“滿”。

媒體最希望看到的舉證程度是，即使對方拒絕采訪，也能依靠現有證據基本“坐實”。這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狀態，但至少也要讓媒體相信“這事有比較充分的證據，很大程度可能是真的”。

當然，這不是說媒體只會等著“喂料”，而是說啟動選題的證據標準。啟動之后，媒體有自己的工作方法進一步核實、調查。

提示19：媒體最最希望看到客觀證據

包括：蓋戳的國家機關文書（如：起訴書、判決書、信訪答復等等）、視頻、音頻、照片、截圖等等。律師知道證人證言等主觀證據易變動，媒體也知道。

此外，鑒定意見等個別材料雖然不屬于客觀證據，但也易被信任。

提示20：媒體希望證據能交叉印證

和辦案的邏輯差不多。尤其是言詞證據。

提示21：媒體希望證據有相對指向性

媒體很難報道“一對一”的事情。專業的報道不是“A說了什么、B說了什么”，而是“A說了什么、B說了什么，但真實情況是什么”。最后一個環節很重要。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方稱嫌疑人被刑訊逼供，辦案機關否認，那么，媒體若把兩邊觀點各寫一筆，難免讓讀者不知道該相信誰，于是有時索性不報道。除非存在傾向性的證據，如拿到了能證明刑訊逼供的照片、視頻、錄音等等。

提示22：證據大于定性，核心事實的證據才是報道的立足點

很多記者最最在意的，真的不是宏大的定性問題，而是待報道事實有無扎實證據，尤其是核心事實能否立得住。至于事件意義，有時是證據扎實之后才會最后一步戴的“帽子”。

對媒體來說，客觀的白描最有力量，推崇的是“根據事實來描述事實”。

提示23：事件應有平衡報道的條件

要么，媒體有條件采訪當事另一方（如：有相關聯系方式，等等）；要么，媒體可通過其他方式了解另一方的回應（如：旁聽庭審，拿到有關部門此前的書面回復，等等），或采訪到支持當事另一方的觀點。

提示24：不同記者對“可操作性”的理解不一樣

有的記者善于突破，有的不擅長；有的記者喜歡通過簡單核實證據就能完事兒的“快題”，有的喜歡實地走訪一兩星期才能做出來的“慢題”；有的記者喜歡“看菜吃飯”，若選題重大，投入大量時間也愿意，沒什么性價比則算了。

還是那句話：不同媒體不同，同一媒體的不同部門不同，甚至同一部門的不同記者也不同。

規 避 風 險 性

提示25：報道一般要抓“硬傷”

“硬傷”通常指的是：違反明文規定的，明顯是造假的，明顯不合常識的，實質性證據十分充分的，等等，總之，是報道之后被批評對象辯無可辯、沒脾氣的。

如果事件主要是普通的定性爭議，尤其是法律上本來就可以有兩種、多種觀點的爭議，媒體一般會較為謹慎。

提示26：媒體一般“重實體、輕程序”

媒體大多以實體問題為關注重點，只有程序違法是不足以報道的——這只是客觀地陳述很多媒體對線索的判斷思路，不代表我認為律師及辦案人員可以“重實體、輕程序”。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1、程序問題本身是新聞，最典型的是涉案財產處置的題材；2、程序問題作為實體問題的“佐料”，即：實體問題已很嚴重，再加上重要的程序問題，讓其顯得更嚴重；3、事件本身為公共事件，那么，包括程序問題在內的新進展，可能都易被披露；等等。

提示27：媒體講究介入時機

媒體一般很難在一審判決前報道某個案件，一是因為媒體那時難以見到全案完整證據，二是盡量規避“干擾審判”的指責。

但也有例外，如：證據十分確鑿的（如：某人明顯不在作案現場，公安卻認為其作案）；辦案機關實質性地違反法律明文規定的；記者全程旁聽了庭審的，或者旁聽了主要的相關部分的；其他重大熱點案件；等等。

提示28：媒體對哪些選題比較慎重

涉軍、涉民族、涉宗教、涉黑涉惡、涉敏感地區等題材，可能較難公開報道。內參另說。 八 “忌”

提示29：忌不準確表達事實

有的是故意混淆概念，比如，有的律師明明只是向辦案機關遞交了材料，卻對媒體聲稱是辦案機關約見了律師。另一類是無心之失，比如，有的律師辯護稱某個受賄地點不存在，而媒體卻查驗到了那個地點。

雖然記者對律師所言有核實的義務，但，律師如果能夠表達、解釋得更精準一點，媒體的一些失誤是可以避免的。

提示30：忌半路撂挑子不理媒體

常見的是，媒體采訪了一半，有關部門感到壓力，便向當事人承諾只要不再接受采訪，事情馬上解決。有的律師真的從此不再接記者電話。

這樣做可能有兩個結果。第一，基于先前的采訪素材，報道很有可能仍然繼續刊發；第二，記者極為憤怒，該律師名字一段時間內在記者群體內部被“通報”、“拉黑”。

有的律師會說，律師首要職責是維護當事人合法利益，不理記者的做法雖不厚道，也不違職業倫理。但我覺得，這個場景完全可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否則無疑是“把媒體當槍使”。其實，從媒體的經驗來看，有關部門有時只是緩兵之計，并不會真的解決問題，而那時再回頭找媒體，媒體肯定不管這事了。

提示31：忌忽視嚴肅媒體的職業規矩

在批評類報道中，不分青紅皂白地給奉行專業主義的嚴肅媒體塞錢、物，大概率會被拒絕，有時還會讓對方尷尬甚至不舒服。不建議這樣做。

提示32：忌要求照發新聞稿件

在絕大多數媒體，這都是不可實現的。

另外，有的當事人會將線索以新聞稿的形式呈現，實際上，并不是所有記者樂見如此。有的記者認為這有利于提煉重點、方便工作，但相當一部分記者對此不適，一是覺得這是在暗示媒體直接照著刊發，感到自己及所在機構被看輕，二是認為“報道”寫得不好，不符合中立、客觀的要求，干擾思路，還不如把事情直接說一遍。

提示33：忌命令記者改稿

若嚴格按照發達國家的專業采編流程，刊發報道前，媒體通常不給當事一方提前看初稿。但我國在實踐中沒有完全如此，尤其是在涉及專業問題的稿件當中。如有機會看稿，宜盡量只核對有關事實的部分，“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并保持商量態度，尊重媒體的定稿權。

提示34：忌對平衡報道反應過度

一些事情的確存在法律爭議，但，個別人只允許記者寫有利的，一旦報道流露出一點質疑，甚至只是沒按提供線索時的思路來寫，就大發雷霆，有的還翻臉認為媒體被對方收買了。這有些反應過度。

其實，在爭議確實存在的情況下，僅支持一方的報道未必讓讀者信服。只要媒體抓住主要矛盾，平衡、客觀呈現，當事人合法利益也完全可以最大化。

提示35：忌粗暴拒絕采訪

可能你有時是“被進攻”的。當接到記者電話，他也許之前已采訪了很多人，即使粗暴掛斷，稿件仍可能照樣刊發，屆時報道缺乏本方聲音，反而態勢更不利。

建議與當事人商量之后，盡量給一個恰當答復，能說到什么程度，就說到什么程度。

提示36：忌坐視記者權利被侵害

記者采訪可能遇到各種糾紛，如被非法限制自由等等。同行的律師可幫助的，一是及時與記者所在單位聯系，請單位出面協調；二是盡可能接近記者所在位置，以備需要；三是打聽記者的去向、狀態，包括被扣地點、理由，對方的人數、單位、職務、姓名或證件號，以及記者是否被打、對方是否違法等信息；四是讓對方知道記者并非“人生地不熟，沒人管”，以降低違法事件進一步發生的概率；五是在侵權局面無法控制的時候適時對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