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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菜單

        新冠疫情與破產業務

        無論是否有疫情,2020年都將是一個“破產大年”

         

         

         

         新冠疫情與破產業務

         

        “春節損失七八億,員工工資每月支出1.5億,這么下去撐不過三個月。”內蒙古西貝餐飲集團董事長賈國龍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觀地表達出了此次疫情的巨大影響。

         

        截至目前,全國多數企業仍未復工,給許多企業帶來了極大困難。業內人士估算,“疫情如果3月底初步結束,20%~30%的初創公司會受到嚴重影響,10%的公司要破產清算;如果6月底結束,50%的初創公司會受到嚴重影響,30%的公司要破產清算。”于是一些輿論認為,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后,可能會出現大量企業破產,律師的破產業務迎來風口。

         

         

         

        對于疫情和破產業務關系,我們有以下幾個判斷:

         

         

         

        一、2020年從正常趨勢來看肯定是一個“破產大年”

         

        中國企業破產始于1986年,但自2007年才開始實施市場化破產,但囿于各種因素,破產案件出現了七連降的局面,近幾年破產行業才剛剛步入正軌。

         

         

         

        新冠疫情與破產業務

         

         

         

        對于2019年的數據,我們暫時沒有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的數據,但就已經披露的信息而言,上海法院系統全年共審理破產案件750件,同比上升83.4%;北京法院系統審結破產案件由2018年的535件增至2019年的639件;廣東法院系統審結破產案件由2018年1540件增至2019年的2905件??梢?,就破產案件數量而言,2019年的收案數量必將創下歷史新高。

         

        按照我們做實務的體會,目前中國法院系統受理的破產案件,供給側改革中的僵尸企業出清的案件仍占絕大多數。多年來,制約破產案件受理的障礙,已逐漸被移除,尤其是在2019年度設立了八個破產法庭(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溫州、重慶、杭州),且多數破產法院均實行集中管轄,從而解決了破產案件中最大的問題——審判資源配置不足的問題。這一舉措將在2020年進一步彰顯效果,因此,正常情況下,無論疫情是否發生,2020年的破產案件受理數量將達到歷史新高,成為又一個大年。

         

         

         

         

         

        二、疫情對2020年破產業務的影響較小

         

        從現有情況來看,疫情確實給許多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疫情存在,使得許多企業復工困難,而諸如房租、工資、社保、貸款利息等成本仍需負擔,因此,對于許多現金流缺乏的企業而言,復工后將面臨關店、裁員等問題,嚴重者可能會因資不抵債走入破產程序。

         

        但我們認為,疫情結束后,基于疫情的影響導致企業在2020年進入破產程序的情形將是非常少的。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中國的企業因陷入困境而走入破產程序的周期較長。目前,債權人申請破產的積極性不高,企業自身總是在進入困境相當長的時間內拒絕申請破產,而是采取其它方式(如新增貸款、拖延還款、拖延訴訟等)緩解困境并等待變化。因此,即使是最終進入破產程序,也是在疫情結束的一兩年之后。根據人民法院公告網顯示,2020年元旦至今的50余天時間內,全國已有近百家家房地產相關企業破產清算,平均每天都有2-3家被清算。根據我的經驗判斷,上述案例不可能全是破產申請受理公告,且在2月14日之前發出公告的案例,應該都是在2019年提出的申請。

         

        其次,因疫情影響直接陷入困境的企業往往不會選擇破產程序。從目前來看,目前陷入困境的企業集中在餐飲、旅游、文娛、線下零售等行業,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輕資產、人員集中、庫存現金少的企業。如果進入到破產程序,不會使債權人分配利益增加,反而會增加破產費用(如管理人報酬、審計費用、評估費用等)??陀^地說,這類企業一般來說不會通過破產程序來解決債務問題,甚至很多企業的債務不了了之。

         

         

         

         

         

         

         

        再次,政府會有扶持政策出臺。從目前來看,中央對于疫情造成的經濟問題有正確的認識,而且我國的體制也決定了在諸多方面政府有可為之處?,F在已經出臺的政策包括稅收、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就醫補貼、國企房屋出租的租金、銀行還貸等方面,再加上消費的報復性反彈,多數受影響的企業雖然不能說在疫情過后立刻恢復至原有軌道,但挺過去是沒有問題的。

         

        我的結論是:疫情不會直接導致破產數量激增,至少在2020年不會。

         

         

         

         

         

        三、疫情將對破產業務的發展帶來新契機

         

        此次疫情將深遠地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破產業務也難免受影響。從現有跡象來看,未來破產業務將在本次疫情影響下出現以下走向:

         

         

         

        (一)線上業務會越來越多。

         

        此前,許多破產案件中都采取了線上會議與現場會議相結合的方式,在疫情期間,多數法院就管理人通過線上方式履行職責提出要求,而例如釘釘等線上辦公軟件下載量激增。隨著線上辦公的習慣的形成,預計此后采取線上申報債權、線上進行溝通、線上管理企業等方式將越來越普遍。線上業務的增多,既可以減少破產費用的支出,又可以做到事事留痕,還可以促進破產業務的規范化和標準化。預計在一兩年內,法院可能會大規模地推行線上辦公系統。

         

         

         

        (二)債權人要求更多知情權。

         

        在本次疫情中,關于“吹哨人”、信息披露等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輿論普遍認為更多的信息公開主體、更寬松的信息公開政策以及對于公權力披露信息的嚴格要求是必要的。我們認為,此種共識既已生根,將在公眾心里茁壯成長,最終將影響涉及到信息公開的諸多方面,破產案件也不例外。

         

        在過去,破產案件公開的信息極為有限,亦未有強制性規定,但在未來,我們認為,債權人及相關利害關系人對于破產案件的信息公開會有更多期待,而這種期待也順應時勢,并會得到響應和滿足。這也就意味著,以前管理人想披露什么就披露什么,想怎么披露就怎么披露,想何時披露就何時披露的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未來,管理人必須意識到,嚴格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并且承擔信息披露后所可能受到的質疑,是管理人履責能力的體現,有則業務昌,無則業務衰。

         

         

         

        (三)政府的調控將予以改進。

         

        以往政府調控經濟的方法多以限購、利率調整為主,而對于影響企業較大的社保、公積金等問題涉及較少,針對此次疫情危機,政府已經出臺的和后續可能出臺的扶持政策,大大拓展了政府調控手段。在政府一攬子調控手段中,有針對性地釋放優惠政策在未來將成為常態,而社保、公積金等調控手段,必將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亮相。那么,基于政策慣性,對于具體的企業陷入困境時進行一定的扶持在理論上的障礙就會減小。從我們遇到實務問題來看,現在許多重整企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現金清償壓力大,而現金清償的壓力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社保和公積金繳納、稅款的補繳,如果政府能夠在這些方面給予企業以一定的扶持,那么重整成功的機率將大大增加。

         

         

         

         

         

         

         

        疫情的沖撞只是暫時的,喧囂浪花下深沉的生命力方是永恒。正如破產業務一樣,無論外圍環境如何更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才是其持續涌動的不竭動力。

         

        成敗利鈍非所睹,對于從事破產業務的律師而言,還是要持之以靜,深自砥勵,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作者介紹

         

         

         

        王兆同律師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學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現為北京市沐潼律師事務所律師,任北京市沐潼律師事務所破產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破產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業務領域為破產重整、債務重組和公司治理業務。

         

        王兆同律師長期從事破產審判工作和律師破產業務工作,曾任北京市某法院法官,負責破產案件立案審查,主審過北京市首起股份合作制企業強制清算案及多起大型企業破產清算案。

         

        王兆同律師曾作為破產管理人的負責人和現場負責人,參與處理北京利達海洋生物有限公司破產清算案(錄入“最高人民法院十大典型破產案例”)、北京華都肉雞公司破產重整案(最高人民法院通報表彰案件),以及其它多起影響力較大的破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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