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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菜單

        助力困境企業復工達產 穩定恢復就業——疫情之下破產重組律師的積極應對

        引言: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國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進一步鞏固,但全國經濟客觀上已經受到了較大沖擊。為此,全社會都應積極作為,各盡所能、共克時艱,破產重組律師更應當肩負起自身的職業使命,積極發揮我國破產重組制度的拯救功能,精準助力困境企業復工達產、穩定恢復就業,推動全國經濟穩定發展。

        一、合力應對經濟的嚴峻挑戰,發揮破產重組制度的拯救優勢

         

        社會經濟是各環節相互依賴、互為支撐的動態循環系統,它通過有序高效的運轉,將社會方方面面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國毅然采取了包括居家隔離、限制出行、限制營業等在內的一系列雷霆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但經濟的暫時停擺,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較大壓力,一季度我國GDP已經出現負增長,包括旅游、酒店、影視、交通運輸等在內的第三產業遭受重創,大量企業可能因疫致困。受疫情影響,許多企業營業收入銳減,但人工、租金、財務費用等支出仍持續發生,導致許多企業已向社會發出資金緊張的求救訊號。同時,受到疫情沖擊的并非個別企業,而是涉及經濟社會全方位的諸多產業鏈,下游企業面臨產業鏈斷裂帶來的價格暴漲威脅,而上游產業面臨因產業鏈斷裂可能帶來的需求嚴重不足。在世界疫情加速蔓延的當下,大量外貿產業還將承受較長時間的需求低迷。經濟復蘇刻不容緩,如果企業的困境得不到及時有效改善,短期經營壓力和財務困境極有可能發展成為影響民眾就業、影響經濟發展、影響社會長期穩定的大問題,給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當下,我國正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堅持不懈防控疫情的同時,也要精準落實企業的復工達產、穩定恢復就業,平復疫情所帶來的沖擊。宏觀經濟層面,企業復工達產就是激活經濟在“寒冬”中蟄伏的產能,通過供求關系鏈調動起龐大的要素資源,讓中國經濟回歸穩定發展的主旋律。為此,企業與個人群策群力,創新思維,包括運用時興的線上手段,開發新的業務模式等應對危機;黨和政府也從財政、金融、稅收等各個方面推出諸多針對性的扶持舉措,但這些宏觀扶持政策更多地是發揮直接調控和間接拯救的作用,通常很難直接解決困境企業所面臨的具體的、復雜的問題。比如:當企業陷入流動性緊張,即法律上規定的“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利益相關方的矛盾會使得困境企業的運營更加惡化,而宏觀政策卻難以直接拯救。相反,破產重組制度恰恰具有直接拯救、間接調控的功能,能夠直接指向困境企業陷入困境的癥結或病因,使困境企業從復雜的債務泥潭中擺脫出來。破產重組制度將困境企業的核心價值與其所承受負擔(通常表現為債務負擔)有效分隔,在保護企業核心價值基礎上,妥善解決企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因此,破產重組制度正是有效解決困境企業流動性危機,維護、提升困境企業的營運價值、穩定恢復就業,助力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優途徑。

         

         

        二、拯救企業營運價值,破產重組律師勇立潮頭

         

        疫情沖擊下,更能凸顯我國破產重組制度的破產拯救核心理念的獨特價值。對于大量因疫致困的企業,可以運用破產重組制度拯救其可能存在的巨大的經濟價值,并精準落實復工達產。以價值拯救為最終目標,破產重組制度就是要將破產保護破產豁免與破產懲罰等功能協同,落實對困境企業、對困境企業所從事的有價值的業務、對困境企業所占用的有限而寶貴的要素資源進行直接拯救。對債權人而言,破產重組制度公平保護債權人利益,兼顧同類債權的平等保護與不同債權的合理差別保護,貫徹實質平等原則;對債務人而言,破產重組制度平衡債務的負擔與豁免,能夠給“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以通過努力擺脫債務泥潭的機會,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創造;對于不誠實的債務人,破產重組制度堅持反欺詐傳統,對隱匿轉移財產、逃廢債務的行為施加嚴厲的懲罰措施。破產拯救工作是經濟領域的“緊急外科手術”,通過調動社會一切積極因素,最大程度拯救與困境企業相關的現有及潛在價值。當前,破產拯救工作需要采取三位一體的拯救模式:第一是將企業的主體資格和企業所做的有價值的業務一起拯救,即傳統意義上的庭內重整和庭外重組,其可以最大限度的穩定和恢復企業就業;第二是企業主體無法拯救,或者拯救成本過高、代價太大,此時以有價值的業務為目標進行拯救,表現為清算式重整或者整體出售,能夠保護該業務所對應的就業穩定;第三是雖然企業主體不值得拯救,企業也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業務,但是企業占用了有限而寶貴的要素資源,又不能產生滿足市場需求的有效供給,此時,應當通過破產清算止損,將寶貴的要素資源及時拯救和釋放出來,再借助于市場機制把它重新配置到能夠產生有效供給的狀態之中,以助力經濟快速恢復,穩定或恢復就業崗位。

         

        狂瀾橫制,鑄就中流砥柱;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機。黨和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冷靜決斷,使我國在世界疫情加劇蔓延之時,得以取得經濟恢復發展的先機。有識之士各量其才、各盡所能的當下,破產重組律師也要提高自身的政治站位,干在實處,通過把握破產重組制度本身的價值追求,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為保護困境企業的營運價值,維護就業穩定、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充分運用庭外重組制度,早介入早拯救

         

        隨著破產拯救工作的深入推動,庭外重組作為破產拯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漸獲得破產重組實務界的高度重視和極力推崇。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2019年十三部委聯合發布的《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及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也反復力推庭外重組制度,可見庭外重組的拯救功能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期許與厚望。概括而言,庭外重組是指以拯救困境企業價值為目標,債務人企業與全體債權人基于平等協商而達成的集體合意,通過對資產負債的調整或對運營管理體系的調整或重構等方式,落實對債務的集體清償。

         

        疫情緩解及有效控制后,短時間內將會出現一大批因流動性短缺、產業鏈缺失等無法正常經營而陷入困境的企業,特別是占市場主體九成以上的中小微企業,因其規模小、融資難,抵御風險能力弱,長時間的經濟停擺會對其造成嚴重損害并使其陷入嚴重困境。然而,鑒于目前尚無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且破產審判資源十分有限,僅通過庭內程序,顯然很難在短期內對因疫致困的企業實施有效拯救,并且庭內程序一般時間較長,很容易導致困境企業錯過最佳拯救時期。相比之下,庭外重組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意思自治行為,具有自主性強、機制靈活、程序簡化、費用較低等優勢,通過選任經驗豐富的重組律師擔任顧問予以推進,“早介入早拯救”,從而可以快速、高效地幫助大量企業緩解困境走出危機;同時,庭外重組對債務人企業的商譽的不利影響又相對較低,因此,針對疫情沖擊下形成的大量困境企業,破產重組律師運用庭外重組進行高效、快速拯救是必然選擇。

         

        疫情帶給人們磨難與困境的同時,也給每個人帶來了積極的改變,全社會齊心協力、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精神已融入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人與人之間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具體到困境企業和其債權人等,也更容易就庭外重組安排在理解和信任的氛圍中進行磋商、達成共識,這無疑為利用庭外重組來解決企業困境創造了寬松和諧的外部環境。

         

        不可否認,庭外重組客觀上也確實存在信息不對稱和非理性選擇兩大難題。信息不對稱是指重組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在企業運營和財務信息等方面客觀存在的不對稱性。關于信息不對稱,可以考慮引入客觀、中立、專業的庭外重組顧問來解決,重組顧問的“客觀中立性”可以通過設計重組顧問的選任制度實現,即重組顧問原則上由債務人企業聘用,但債務人企業在擬聘用重組顧問前,應通過召開座談會等方式征求主要債權人的意見,如主要債權人對擬聘用的重組顧問存有異議,經交流解釋后仍存有異議的,則異議債權人應及時推薦不少于3家符合條件的重組顧問作為備選,由債務人企業在備選機構中選擇聘用;為保障重組顧問的“專業性”,重組顧問原則上應為列入各地人民法院編制的破產管理人名冊,且在困境企業拯救領域具豐富經驗和行業認可度的機構或個人。其次,重組顧問可根據債務人企業實際并結合主要債權人的情況,協調建立溝通協商機制,主要協調債權人與債權人,債權人與債務人,債權人、債務人與投資人之間的分歧;同時重組顧問可以要求和監督債務人企業及時、客觀地進行信息披露,進而改變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天然的信息不對稱,提高庭外重組的透明度。

         

        非理性選擇主要包括債權人之間因可能發生的利益爭奪而產生的非理性選擇,以及重組方案的協商表決過程中,部分債權人尤其是中小債權人為了在重組過程中獲得超期待利益,通過不恰當地使用其對重組方案的“否決權”(因為庭外重組方案需要協商一致,因而,從某種意義上,每一個債權人相當于實際上享有“否決權”)而導致的非理性選擇。對于前者,可以通過設置債務暫停期等約束機制予以解決,即在債務暫停期間,參與庭外重組的債權人均不得采取個別行動,包括通過訴訟或非訴訟方式主張或接受清償,以及其他任何會造成該債權人的地位優先于其他債權人的行為。對于后者,可以通過庭外重組與庭內程序的快速轉換,在庭外重組以及有可能轉入的庭內程序中采用“禁反言”的約束機制,進而實際上有效削弱少數債權人的“否決權”對重組方案的負面影響,最起碼使其變得不是那么“至關重要”。實事求是地應對以上兩大問題,庭外重組必能最大限度發揮其拯救效用,成為疫情防控期間以及有效緩解后對眾多因疫致困企業的營運價值進行高效拯救的必然選擇。

         

        大多數情形下,通過庭外重組制度即可以拯救困境企業并幫助其復工達產,但如果庭外重組推進中遇到實質障礙或確實需要借助和解、重整等司法程序的情形下,破產重組律師也要“對癥下藥”,始終秉持三位一體的破產拯救模式,以信任為支撐、以價值為目標,充分運用庭外重組與庭內程序的快速轉換,針對中小微企業和大中型企業等復雜重大案件開出合適的“藥方”,積極推進和解和重整程序。中小微企業的庭外重組可適時轉換到破產和解程序,和解程序具備髙效清理債權債務關系、成本低、強制因素少等特性,同時和解協議的內容主要是對債務清償進行調整和安排,一般不涉及股權變更和投資人的引入等內容,不會導致債務人企業的控制權變更,不影響企業的持續運營,這對于債務人運營價值的維護和提升、穩定,以及增加就業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大中型企業等復雜重大案件的庭外重組可適時轉換到破產重整程序,對債務人企業的運營價值進行強力拯救,維護和恢復就業崗位。

         

         

        四、擴大拯救制度供給,完善破產法治體系

         

        疫情的考驗也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的破產制度仍有缺憾,必須不斷完善,臻于完美。我國破產法治體系需要以“破產拯救”為主線進行重構,將現有的“三位一體”破產拯救模式迭代升級為“拯救企業家(商自然人)、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所從事的有價值的業務、拯救企業占用的有限而寶貴的要素資源”等四位一體的破產拯救模式。并且,應將庭外重組納入破產拯救法治體系,并在破產拯救全流程中落實政府綜合施策、合力拯救的服務職能。破產拯救法治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不僅能夠更好地應對疫情沖擊下的困境企業拯救,而且本身就是契合和強化我國經濟治理體系的頂層制度設計。

         

         

         

        結語:

         

        這次疫情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悲痛,但也錘煉了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讓全社會更深刻地理解了“多難興邦”的內涵。破產重組律師也要將拯救困境企業作為自我成長、自我歷練的試金石。知行合一,行勝于言,全國破產重組律師當盡己所能,積極投身于助力困境企業復工達產、穩定恢復就業的戰斗中,踐行自己的專業使命和歷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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